內(nèi)容提要：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周作人1934年寫作的《五十自壽詩》及其由此在新文化人中形成的唱和氛圍，并不只是一場偶發(fā)事件而已，它更像是一場具有主動操縱意味的虛構(gòu)事件。通過對周作人及同時代文化人對此一事件所做反應的綜合考察，本文探討了周作人在《五十自壽詩》中所傳達的復雜的思想和心態(tài)，并由此呈現(xiàn)了“五十自壽詩”事件對于周作人思想、立場與身份表述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周作人；五十自壽詩；自我表述；重探
周作人是1930年代北平文壇的領軍人物，由他所引起的“五十自壽詩”事件更像是一場文壇“地震”，引發(fā)了時人關于其思想心態(tài)的大討論。然而，“五十自壽詩”事件雖然對當時或后來都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對周作人本身并沒有多大的觸動；而后來的研究者在涉及此一事件時，往往要么語焉不詳，要么完全認同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解釋，使得后人對此一事件的本來面貌及其真實屬性一直缺乏更為深入的認識。本文經(jīng)由“五十自壽詩”事件的綜合考察入手，辨析周作人在此一事件中扮演的實際角色，由此重新厘定此一事件的真實屬性，及其對于周作人思想、立場與身份表述的重要意義。
一
中年以后逢“十”做壽，是中國人的傳統(tǒng)習俗，而在壽誕之際賦詩作文，更是中外讀書人共同的紀念方式之一。從舊文化中走來的五四新文化人，多數(shù)也并未丟掉這一習慣。其中比較有代表意義的是，以胡適、周作人、錢玄同為核心的北平新文化人，前有錢玄同四十歲“成仁周年”紀念，后有胡適1930年四十大壽時的“壽酒米糧庫”，而末有周作人1934年的“五十自壽詩”，北平新文化人借此作詩唱和，或述志，或達情，可謂好戲連臺。1926年，值錢玄同的“成仁周年”紀念，友朋胡適等人寫有《紀念歌》等“挽聯(lián)”、“挽詩”，并打算在《語絲》周刊上為錢玄同出“成仁周年”紀念專號。由于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這個設想最終沒有實行，于現(xiàn)實也未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1。但胡適的四十大壽，卻明顯不同。1930年12月17日，是胡適西歷的四十大壽（胡適提倡西化，生日紀年也用西歷），也正逢他從上海回北平不久，各位親朋好友紛紛到胡適的新寓米糧庫四號祝賀。當天，趙元任呈給胡適一首用白話寫的《胡適之先生四十正壽賀詩》，內(nèi)容是贊揚胡適在物質(zhì)文明、整理國故及白話文方面的倡導之功并表達朋友們的祝福，后面所列拜壽的名單上有劉復（半農(nóng)）、李濟、趙元任、顧頡剛、陳寅恪、傅斯年等16人○2。與此同時，由魏建功所作、錢玄同手書的《胡適之壽酒米糧庫》的“平話”，稱贊胡博士是新文化運動“斬將搴旗的先鋒”，后面則署了錢玄同、周作人、魏建功、馬隅卿、孫楷第、徐旭生等12人的名字○3。在個人方面，好友丁文江也寫了一副仿鄭板橋體的白話對聯(lián)祝壽○4。如此眾多的知名人士歡聚一堂為胡適祝壽，在1930年代的文壇可算是一樁盛舉，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幾十年后許多人回憶起此事時，都還津津樂道○5。
四年之后，當周作人五十大壽來臨之際，他寫了兩首打油詩權(quán)當自壽，并在家里擺下五桌酒席宴請親朋好友。目前由于資料所限，壽宴當天慶生活動的具體情景我們無法知悉，也未必會出現(xiàn)像胡適四十大壽時倍受文化名流捧場的情景。然而，周作人五十大壽的特色在于，他以寫作《五十自壽詩》的方式表達了自己此時的心境與姿態(tài)，由此引起了諸多友人的唱和，乃至最后在多種雜志上刊登自壽詩及和詩，引起了左翼文化人的批評，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壇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之一，比及胡適四十大壽的影響更為深遠。
周作人當時所寫的兩首自壽詩是：
前世出家今在家（家中傳說余系老僧轉(zhuǎn)世），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喫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功夫吃講茶。○6
考察這兩首自壽詩，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周作人在詩中所描述的談狐、說鬼、畫蛇（寫草字）、玩古董、喝茶等等，盡管有與己不符的成分○7，卻都可算是讀書人生活中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所謂種胡麻、咬大蒜、拾芝麻等等內(nèi)容，則是讀書人經(jīng)由書本典故、閱歷、體驗加上必要的想像構(gòu)造出來的附屬品，仍可算是讀書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延伸。因而，就整體而言，周作人于詩中所作曠達或非曠達的描述與表白，多是讀書人的本色行當。換言之，周作人經(jīng)由打油詩所要“給予”○8讀者及同時代人的，大抵是一個“讀書人”的身份。若就此一身份所承載的思想內(nèi)涵而言，無論是對以往“老僧轉(zhuǎn)世”說的特意加注，抑或以“袍子”、“光頭”對僧人形象的自覺攀附，周作人所強調(diào)的，乃是作為讀書人的儒者與作為出家人的釋者之間的思想關聯(lián)——用他的詩所說，即“半是儒家半釋家”。周作人此一明顯帶有自我標榜意味的“詩言志”，無疑是其自壽詩后來引起北平與上海兩地的文化人爭相唱和的原因之一；而詩中對于讀書人生活中諸多本色行當?shù)拈e適、曠達的鋪敘，也正合于當時提倡“幽默”與“閑適”的林語堂等人的口味，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及其和詩也因此得以媒體介入的大規(guī)模場面進入當時文化人的視野。
然而，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周作人對自壽詩事件發(fā)生緣由的多次解釋，都堪稱耐人尋味。他曾如此寫道：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被林語堂先生拿去在《人間世》上發(fā)表，硬說是“五十自壽”，朋友們覺得這倒好嬉子，有好些人寄和詩來，其手寫了直接寄在我這里的一部分至今都還保存著。○9
……那時語堂正在上海編輯《人間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給他看，他給我加了一個《知堂五十自壽詩》的題目，在報上登了出來，其實本來不是什么自壽，也并沒有自壽的意思的。○10
那時是一九三四年，在一月下旬偶然用了蛇麻的險韻做了一首七律打油詩，寄給林語堂去看，其時他正在辦《人間世》半月刊，便在那里登了出來，卻換了一個五十自壽的題目，其實是不是的，原來寫的只是“偶作”。有些人覺得好玩，做了些和詩寄來，但也有人覺得討厭，引起一場嘲罵，這實在是很難怪的。○11
可以看出，在不同時期的回憶中，乃至在其晚年作為“信史”經(jīng)營的《知堂回想錄》○12中，周作人屢屢為自己辯解。大體而言，周作人強調(diào)的主要有三點：其一，他的“打油詩”只是偶作，并沒有“自壽”的意思；其二，“自壽詩”的發(fā)表乃是林語堂的主意，“自壽”的題目也是其所加；第三，朋友的和詩乃是出于“好玩”。對此三點的強調(diào)表明，對于自壽詩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周作人認為自己是出于被動乃至無辜。此一解釋，也往往為后來的研究者所接受，成為學界一直以來為“五十自壽詩”事件定性的主要基調(diào)○13。
然而，周作人自壽詩之“偶作”的因素或許未嘗沒有，林語堂通過《人間世》雜志的廣為傳播也可說是釀成風波的因素之一○14，但這些都只是解釋事件之結(jié)果的表面理由，并不能作為解釋整個事件發(fā)生及發(fā)展的核心因素。問題的關鍵在于，在自壽詩事件期間，周作人在自壽詩的寫作、命名、傳播及唱和等環(huán)節(jié)上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探究周作人此一實際角色與其回溯中為自己所描述的角色之間的差距，將有助于我們重新厘定自壽詩事件的真實屬性，并由此考察此一事件在當時對于周作人的思想、立場與身份表述的重要意義。
二
在自壽詩事件期間，周作人的自壽詩至少有三次見諸報刊。第一次是周作人書贈趙巨淵《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五十自壽詩》的手跡被以《周作人五十誕辰之祝賀》為題載于1934年2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現(xiàn)代》月刊第4卷第4期，同一版面還有《五十歲之豈明先生及其家人》照片以及周作人在“苦雨齋”家中設宴的請柬。第二次是劉半農(nóng)在同年3月16日出版的《論語》半月刊第37期上的《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詩集（四十二——四十五）》中披露了周作人之《五十自壽詩》一首（即周作人贈趙巨淵那首），并發(fā)表和詩《新年自詠次知堂老人韻》4首。第三次是周作人書贈林語堂《偶作打油詩二首》的手跡被以《五秩自壽詩》為題載于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出版的《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創(chuàng)刊號，前一頁登有題為“京兆布衣知堂（周作人）先生近影”的巨幀照片，后幾頁則是幾位友人的和詩，分別是：劉半農(nóng)《新年自詠次知堂老人韻》4首，沈尹默《和豈明五十自壽打油詩韻》2首、《自詠二首用裟韻》2首、《南歸車中無聊再和裟韻得三首》3首，以及林語堂《和豈明先生五秩壽詩原韻》1首。另外，來自朋友們的和詩，公開發(fā)表的則有4月20日《人間世》第2期蔡元培《和知堂老五十自壽韻》2首、沈兼士《和豈明打油詩寫上一首聊塞語堂》1首，5月5日的《人間世》第3期無能子（錢玄同）的《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韻》、《再和知堂》共2首，以及蔡元培《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壽韻》1首。未發(fā)表而為當時友朋所知悉的和詩，主要有胡適的《和苦茶先生打油詩》、《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共2首，俞平伯《和知堂〈五十自壽詩〉》○151首，徐耀辰至少1首，馬幼漁2首○16等。
除劉半農(nóng)在《論語》半月刊上帶有調(diào)侃意味的那次外，其他幾次關于《五十自壽詩》及其和詩的公開宣傳，對周作人而言都堪稱隆重推出。但綜考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就周作人對《五十自壽詩》名目的由來及其發(fā)生緣由的解釋做出澄清。首先，是關于詩題“五十自壽詩”的由來。從三次公開發(fā)表的場合來看，除林語堂那次外，其他的兩次也都出現(xiàn)了“五十自壽詩”的字樣：第一次是周作人于詩后自己親題的，第二次乃是劉半農(nóng)所披露。即是說，林語堂在《人間世》創(chuàng)刊號上給周作人打油詩加題“五秩自壽詩”之前，作為名目的“五十自壽詩”已經(jīng)見諸報刊兩次了。因而，所謂“五十自壽詩”的名目，林語堂并不是始作俑者，而《五十自壽詩》之被批評，更無法完全歸罪于林語堂。
其次，是關于自壽詩的傳播及唱和。周作人在1934年1月13日和1月15日各寫了一首自壽詩，并在1月15日（舊歷十二月初一，周作人生日）晚在八道灣苦雨齋中擺下五桌酒席宴請在京好友，以此慶祝五十壽誕，直到晚上十點才散○17。友人錢玄同、沈尹默、梁思成等參加了當天的筵席○18，場面想來甚為隆重、熱鬧。在筵席中借酒吟詩屬對，或是酒宴之后詩詞往來，對于這群多數(shù)具有古典文學修養(yǎng)的新文化人而言，似乎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不過，其具體情形是否如此，目前由于資料所缺，我們無法直接斷言，因而，只能進一步具體考察周作人公布自壽詩的時間與友朋和詩時間之間的聯(lián)系，以此推斷自壽詩的傳播及唱和的大略情形。
在周作人的眾多友朋中，沈尹默的和詩最多，前后共得7首。雖然他的和詩發(fā)表時都沒有標明寫作時間，但周作人1934年1月16日、1月23日日記中分別有“得尹默函并和詩二首”、“尹默又以和詩二首見示”的記載○19；而胡適1934年1月17日的日記中附錄了周作人給他的信函，此信函中周作人除了抄錄其自稱為“仿牛山體”的《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之打油詩外，還有以下內(nèi)容：
尹默戲和 十五日
兩重袍子當袈裟，五十平頭等出家。
無意降龍和伏虎，關心春蚓到秋蛇。
先生隨處看桃李，博士生平喜荳麻。○20
這種閑言且修說，特來上壽一杯茶。
案打油詩的遠祖恐不得不推梵志寒山，但多系五言，若七言詩似乎只得以《牛山四十□》中志明和尚為師矣，最近乃有曲齋半農(nóng)焉。以上諸人均不敢仰攀，不得已其維牛山乎！此公門墻不峻，尚可容人窺探。然而敝齋缺少桐子、花生等油材，終于不大打得成。錄呈一笑。 作[人]○21
此一信函之下所錄是胡適自己于1月17日、1月18日的兩首和詩及各自的寫作時間○22。如果胡適所錄沈尹默和詩的寫作時間“一月十五日”（即公歷1月15日）無誤，結(jié)合周作人1月16日日記“得尹默函并和詩二首”可知，沈尹默最遲在1月15日的壽宴結(jié)束后回到家中就已經(jīng)和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一首，在第二天則抄錄和詩共兩首用信函反饋給周作人。反過來可以推知，周作人最遲在壽宴當天（包括白天及晚宴中）向沈尹默、錢玄同等人出示自壽詩正是情理中的事。胡適那天因故沒有出席周作人的五十壽宴○23，周作人則在1月16日抄錄了第一首自壽詩《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寄給胡適，而胡適最遲在1月17日就已經(jīng)讀到了周作人的自壽詩并且作和一首○24。綜合以上自壽詩及其和詩的寫作時間來看，在當時信件需由人工傳遞的條件下，周作人與沈尹默、胡適雖同處北平，彼此的唱和與傳遞仍稱得上迅速。
不僅如此，在五十壽宴之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周作人在多種場合出示《五十自壽詩》，并同時出示朋友們的和詩，對于自壽詩及和詩的廣泛傳播，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生產(chǎn)者”兼“推銷者”的作用。關于此，錢玄同在1934年1月21日的日記中有“啟明出示他生日詩，及尹默、半農(nóng)、適之、平伯諸人和詩”○25的記錄。可以想見，在大家爭先唱和的刺激下，一向在詩詞方面懶散的錢玄同也于1月22日作了《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韻》的和詩一首。對此，劉半農(nóng)的敘述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明。在當年3月15日出版的《論語》半月刊第37期的文章中，劉半農(nóng)寫道：
徐耀辰兄宴請老友于駱駝書屋，知堂老人于腰間摸索許久，出一紙相示，讀之乃其五十自壽詩也。詩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喫苦茶。
此詩甚有風趣，又寫得工整，余讀畢納入懷中，聲言非干末不可。知堂曰：能步原韻見和一首，則聽君便。兼士曰：限“袈裟”二字不許連用。余曰：有何難哉？即謅成此章呈教。
咬清聲韻替分家，爆出為“袈”擦出“裟”。算罷音程昏若豕，畫成浪線曲如蛇。常還不盡文章債，欲避無從事務麻。最是安閑臨睡頃，一支煙卷一杯茶。
……謅罷前詩，聞老友中和知堂者甚多，適之有二首，尹默有四首，兼士耀辰平伯等各有一二首，連終身不作詩之疑古翁亦有一首，幼漁亦有二首，此破天荒之盛事，遠駕《新青年》時代作《除夕》詩而上之矣。老夫雖老，豈肯讓人，因再找補三首，合成四首之故。○26
經(jīng)由以上文字，我們可以得知，在劉半農(nóng)和詩之前，《五十自壽詩》及胡適、沈尹默、沈兼士、徐耀辰、俞平伯、馬幼漁、錢玄同等人的和詩已經(jīng)在周作人北平的朋友中流傳。而當劉半農(nóng)欲將周作人出示的《五十自壽詩》納入懷中時，周作人“能步原韻見和一首，則聽君便”的答語表明，似乎是劉半農(nóng)以答應“和詩”為條件得到了周作人《五十自壽詩》的寫件。此一情景可能是切實的，但也不排除劉半農(nóng)敘述中戲謔與虛構(gòu)的成分。根據(jù)劉半農(nóng)所述，其所有和詩當在錢玄同第一首和詩之后。但據(jù)錢玄同1934年1月21日日記所記，那天傍晚他與江紹原、俞平伯、章川島共四人到周作人家吃日本煮燒牛肉，“啟明出示他生日詩，及尹默、半農(nóng)、適之、平伯諸人和詩”○27。如果錢玄同所記無誤，則劉半農(nóng)至少有一首和詩先于錢玄同。二人所記和詩誰先誰后的矛盾表明，劉半農(nóng)的敘述中隱含著某種時間錯置的可能，而其對周作人要求和詩的時間與場景的描述也可能包含著某種敘事上的重構(gòu)乃至虛構(gòu)的意味。有鑒于此，我們尚無法將周作人此一場合下“主動”征和的姿態(tài)作為之前諸多友朋唱和的動因，但劉半農(nóng)的敘述畢竟有助于提醒我們，周作人在傳播《五十自壽詩》以及促使更多和詩產(chǎn)生的過程中，并非完全出于被動的姿態(tài)○28。
劉半農(nóng)文中所記沈兼士限“袈裟”不許連用的事，沈尹默也曾提到，有他在《人間世》創(chuàng)刊號上登的第二首和詩的詩題為證：《昨遇半老博士，云相約和袈裟字須破用，因更和一首》。由此一詩題可以想見，沈兼士的提議經(jīng)由劉半農(nóng)到了沈尹默那里，沈尹默產(chǎn)生了新的和詩。而錢玄同在1934年1月30日日記中也寫道：“六時訪豈明，并晤平伯，又見尹默，云單押‘裟’、‘ 家’，平伯一首，羨季[即顧隨，引者]一首。九時半歸，……本日又和啟明一首……”○29顯然，沈尹默也將劉半農(nóng)傳達給他的新的和詩要求傳達給了錢玄同等人，而錢玄同也于當天作了另一首符合押韻要求的和詩。如此，在短短的半個月內(nèi)，經(jīng)由周作人的“出示”、“索和”以及沈兼士等對于和詩所附加的要求，《五十自壽詩》在諸多周作人親與的場合被朋友們反復吟詠，或者以被唱和（一種變相的吟詠）的形式傳播于北平的諸多新文化人中，由此成為劉半農(nóng)所說的“遠駕《新青年》時代作《除夕》詩○30而上之”的一樁文化盛事○31。以上論述表明，在《五十自壽詩》的生產(chǎn)、傳播及復制、互動的過程中，周作人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他后來的諸多回憶所描述的那么“被動”和“無辜”，而對于其自壽詩的唱和之風及其在文化人中的影響，也已經(jīng)在其見諸報章雜志之前大體形成。
此后，經(jīng)由2月1日《現(xiàn)代》雜志所刊《五十自壽詩》手跡以及周作人北京友朋之間往返唱和的“炒作”，上海的文人、學者也在短時間內(nèi)獲悉了這場正在上演的文化盛事，于是唱和及索詩者紛至沓來。1934年3月15日之前，顯然耳聞此事的葉圣陶從上海寫信給俞平伯，請俞為其向周作人索要“墨瑤、條幅或?qū)β?lián)”寫件○32。而正在籌辦《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的林語堂，則似乎準備將此作為其新創(chuàng)雜志的賣點；他寫信給周作人及蔡元培、劉半農(nóng)、沈尹默、沈兼士等文壇名宿，要他們寫寄“自壽詩”及相關和詩的手跡，其結(jié)果是成就了1934年4月至5月《人間世》前三期接連刊載《五十自壽詩》及其諸多和詩的盛舉。此外，頗可玩味者，在此期間，當錢玄同得知葉圣陶向周作人索要寫件的時候，主動提出用條幅寫件來代替書送給葉圣陶○33。結(jié)合此前北平周作人朋友圈中所形成的唱和氛圍來看，我們不難推斷，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及其諸多唱和，已經(jīng)在北平和上海的知識分子間形成一種頗具轟動和互動效應的風氣。在此意義上，即算未經(jīng)林語堂在《人間世》半月刊上的宣傳，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在諸多具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中的傳播范圍和轟動效應，也已經(jīng)具有了發(fā)表的實際效應。由此看來，將“五十自壽詩”事件之發(fā)生及其后來之被激進文化人批評，歸咎于林語堂的“加題”及《人間世》的刊載，顯然不合于事實。
三
那么，是否正如劉半農(nóng)的文字所暗示，周作人確然在《五十自壽詩》的唱和中充當了必要乃至主要的誘因？在沒有直接證據(jù)的情況下，進一步考察周作人在此期間及后來所持的態(tài)度，或許對此一問題的解釋有所助益。
《五十自壽詩》及其和詩的影響力，很可能由此大大加強了剛誕生的《人間世》在知識分子中的知名度，并一度形成《人間世》前幾期“洛陽紙貴”的局面○34。然而，《五十自壽詩》及其和詩，卻由此受到了激進文化人埜容（廖沫沙）、胡風等人的批評；陳子展等人甚至戲擬《五十自壽詩》及其和詩對此加以嘲弄○35。面對文壇的批評，周作人在當年4月中下旬間一封給《人間世》的稿件中內(nèi)附短簡對林語堂說：“……得劉大杰先生來信，謂讀拙詩不禁凄然淚下，此種看法，吾甚佩服。”○36對于自壽詩所給予當時文化人“凄然淚下”的效果，周作人的“吾甚佩服”中顯示了一種覓得知音的安慰。此一“安慰”在某種意義上也表明，在面對批評聲音的同時，周作人對于《五十自壽詩》所寄托的個人幽懷及其在文化人中實際的接受效果仍然充滿了自信。
此一自信的姿態(tài)顯然并非謬妄。在為周作人辯解的文章中，林語堂指出，周作人的詩“寄沉痛于悠閑，但世間俗人太多，外間頗有訾議。聽之可也，惟自怪不應將此詩發(fā)表，放在傖夫豎子眼前耳。”實在是在為周作人“寄沉痛于悠閑”的幽懷不被理解而叫冤。而魯迅在私人通信中也就此事給予了客觀的評價○37。對于當時的文壇而言，自壽詩事件最終自是不了了之；然而，對于周作人而言，此一事件并沒有被他忘記，而是在不同時期不同心境中不斷重復此一環(huán)節(jié)，甚至成為晚年無法忘懷的文字情結(jié)。
自壽詩事件結(jié)束后的當年年底，周作人一方面在文章中認為此是一場自己被“一班人從年頭罵到年尾”○38的事件，但另一方面卻在自己當時及往后的文字中不斷提及。實際上，批評者的聲音還未完全消失，周作人就已經(jīng)在為其自壽詩所涉及的“骨董”、“苦茶”等名物寫文章作進一步的注解了。《骨董小記》鄭重其事的說明其現(xiàn)實中到底有幾件稱得上是自壽詩中所提到的骨董○39；而《關于苦茶》則提到一位朋友因讀了其自壽詩所提到的苦茶，特意送了他一包特種茶葉，“可是這茶實在太苦，我終于沒有能夠多吃”○40。字里行間所流露的煞有介事之情，在在展現(xiàn)了周作人對于自壽詩事件的具體心境——他若非一直堅持所謂“寄沉痛于悠閑”的自信立場，就是對此事顯出“好了傷疤忘了疼”的漠然姿態(tài)。而此一心境也為其后來大量涉及自壽詩事件的文字所進一步證實○41。
與此同時，自壽詩事件雖然過去了，但再次寫作自壽詩似乎成了周作人自1934年以后余下三十多年生命中揮之不去的文字情結(jié)。在1944年的《苦茶庵打油詩》中，周作人提到：
……有友人問，今年再來寫他兩首么。鄙人聽了甚為惶驚，唯有采取作揖主義，連稱不敢。……以前所寫的詩本非自壽，唯在那時所作，亦尚不妨移用，此次若故意去做，不但賦得難寫得好，而且也未免肉麻了。○42
事隔十年，周作人于文字中顯示了對再次寫作自壽詩所取的審慎態(tài)度。然而，又過二十年后，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周作人分別在八十歲和八十一歲壽誕期間寫下了關于《八十自壽詩》、《〈八十自壽詩〉說明》、《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八十自笑詩并注》等多篇文字。其中，在八十壽誕過后一個多月，周作人還不忘如此寫道：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為端的似童癡。劇憐獨腳思山父，幻作青氈羨野貍。對話有時裝鬼臉，諧談猶喜撒胡荽。低頭只顧貪游戲，忘卻斜陽上土堆。
……前作所謂自壽詩，甚招來各方抨擊，白討苦吃。今已多吃了一萬天的茶飯，經(jīng)驗較多，豈敢再蹈覆轍乎?偶因酒醉，膽大氣粗，胡謅一首，但不發(fā)表好了，錄示二三友人，聊作紀念。未聯(lián)亦是實話，玩耍過日，不知老之已至，無暇汲汲顧影也。○43
三十年前到底還是年青，有這勇氣寫詩，但是到了現(xiàn)在，卻是學得謙虛多了，決不敢再來出手，只好借了別人的一首詩來，聊且作為解嘲……這還是一個青島的朋友發(fā)見告訴我的，所以我就做了一回文抄公，把原詩抄了過來了。○44
這種過后追懷的舉動似乎更能顯示周作人對于寫作《八十自壽詩》由來已久、無法抑制的沖動。需要指出的是，與同一時期的《知堂回想錄•自壽詩》中所說的“自壽詩”題目出自林語堂的說法相矛盾的是，周作人這里非常自覺的以“自壽詩”為題！除了《八十自壽詩》及其說明文字外，周作人將《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發(fā)表在1964年3月15日香港的《新晚報》上。此外，他在日記里記錄，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提及，將《八十自壽詩》寫件寄給龍榆生、俞平伯、柏泉等數(shù)位友人，并于次年5月將其寫件代替《五十自壽詩》寄給求墨寶的香港友人○45。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八十一歲那年的生日那天，即公歷1965年12月23日，農(nóng)歷舊年十二月初一，周作人簡錄了《〈八十自壽詩〉說明》一文，改題《八十自笑詩并注》，并感慨云：“去年一月，予年八十—矣，二月六日獨酌徑醉，輒寫八句，敢云自壽，聊以自嘲而已。”○46聯(lián)系前后來看，無論是酒醉之時的“聊以紀念”，還是清醒之時的“聊以自嘲”，種種文字糾結(jié)表明，即使到了生命的晚年，周作人以“自壽”而“自況”的情結(jié)依然存在。其中，單就《八十自壽詩》的詩意而言，此時的周作人似乎極力想將自己描寫成一個類似陸游《書適》中所記天真的老人，但據(jù)其人生閱歷而言，顯然無法做到○47。況且，實際上，其在自注中所流露出來對山父逃離人世的同情，以及喜歡諷刺人生百態(tài)的希臘對話，仍然顯示了極其復雜的人生體驗與并不天真的實際心境。
不唯如此，當周作人在晚年受到香港文人鮑耀明等人的接濟和幫助時，不僅《五十自壽詩》成為彼此通信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主題，其有關自壽詩方面的手跡和寫件也成為海內(nèi)外人士竟相索求的墨寶。據(jù)筆者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的不完全統(tǒng)計，應鮑耀明及其友人的要求，周作人在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間，總共給鮑耀明寄過6次自壽詩手跡及寫件。這6次中，相鄰的三次根據(jù)相關的通信和日記資料記載如下：
命寫舊詩，茲以曲園舊箋（系曲園后人用舊版新印者，亦已廿年前的事了）寫一通，聊以塞責，只有墨而無寶也。（1960,10,13周作人致鮑耀明信）
上午寄鮑耀明信，附書自壽詩。（1960,10,16周作人日記）
前寄自壽詩，因紙不佳，因再寫一紙。（1960,10,16周作人致鮑耀明信）
十月十三、十六兩函及“請到寒齋吃苦茶”墨寶兩份，《兩條血痕》乙[一]冊，均妥收無誤。（1960,10,24鮑耀明致周作人信）
茲又找得五十自壽詩當時寫本，特再寄奉，乞賜惠存……（1961,05,29周作人致鮑耀明信）○48
以上材料表明，周作人為鮑耀明寫錄當年的《五十自壽詩》，非但毫無敷衍之處，而且儼然有著某種盡善、盡美的心情。此一鄭重其事的態(tài)度，顯然有鮑耀明等人對《五十自壽詩》寫件大量需求所刺激的心理動因，但也不妨礙我們借此從一側(cè)面反觀周作人當年對于自壽詩事件的切實態(tài)度。換言之，無論是當年面對激進人士批評時的自信心態(tài)，或是之后對于“五十自壽詩”事件的屢次追加解釋，以及晚年抑制不住的自壽情結(jié)，乃至垂暮之年對《五十自壽詩》為海內(nèi)外人士所推崇而表現(xiàn)出的鄭重其事，周作人都顯現(xiàn)了大體一貫的態(tài)度：在其內(nèi)心深處，對于《五十自壽詩》之“寄沉痛與幽閑”的立場基本未變，而且越到垂暮之年，這種念頭則在于一種混合著天真與無奈的矛盾心態(tài)中形諸文字。由此，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周作人對于《五十自壽詩》之所以受批評所做的與事實頗為乖謬的解說文字時，對此當可會然于心了。
四
綜上所論，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事件類似于一樁“虛構(gòu)事件”（pseudo-events）。按照美國文化史家布爾斯丁的說法，虛構(gòu)事件指的是為了媒體而上演的事件，也涵蓋一件尚未發(fā)生便已受到報導的事件，它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它不是自發(fā)的，而是因為有人已經(jīng)計劃、布置或煽動而發(fā)生的；二，它所以被布置主要（往往非單獨）為被報導或被復制的直接目的，所以其發(fā)生是為了報導或復制媒體之方便而安排的；三，它和情況的基本真實性之關系是含糊的，它的重要性主要由于上述這種含糊；四，通常它是被設計成本身自會成為事實的預言○49。不說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事件“是”或者“屬于”虛構(gòu)事件，原因在于，從一定意義上看，自壽詩事件的發(fā)生，正如之前錢玄同的四十“成仁”周年紀念、胡適的四十大壽等，都屬文化人（讀書人）之間的自我慶典，并非主要出于被報導的目的。但說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事件“類似于”虛構(gòu)事件，乃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周作人在事件中的詩文唱和及傳播活動中仍然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主動性和目的性；其二，《五十自壽詩》被眾多文化人唱和，最終連同和詩被載于《現(xiàn)代》、《論語》、《人間世》等刊物，也具有了被復制和被報導的實效；其三，周作人在后來的解釋中更將自壽詩事件描述成不經(jīng)意發(fā)生的事件，掩蓋了諸多事實的本來面貌。從此三點來看，雖然“五十自壽詩”事件不完全符合布爾斯丁的“虛構(gòu)事件”的所有特征，卻因為肇始者周作人后來諸多相反的解釋而具有了“虛構(gòu)”的性質(zhì)——一種對于往事真相及發(fā)生緣由的自覺重構(gòu)，一種接近刻意的自我辯解。
實際上，對自壽詩事件所追加的多數(shù)不合事實的解釋，以及其后長達三十多年的自壽情結(jié)，在在凸顯了《五十自壽詩》之于周作人的重要意義。自壽詩事件那年的冬至日，周作人在一篇題為《棄文就武》的文字中寫道：
我自己有過—個時候想弄文學，不但喜讀而且還喜談，差不多開了一間稻香村的文學小鋪，一混幾年，不惑之年快焉已至，忽然覺得不懂文學，趕快下匾歇業(yè)，預備棄文就武。可是不相干，這文人的名號好像同總長大帥一樣，在下野之后也還是粘在頭上，不容易能夠或者是肯拿下來的。我的當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讓我拿掉[原文如此]。似乎文人必定是終身的職務，而其職務則是聽權(quán)威的分付去做賦得的什么文學。我的棄文于是大犯其罪，被一班維新的朋友從年頭直罵到年尾。現(xiàn)在是民國二十三年的年終了，我想該不該來清算一下。仔細想過，還是決定拉倒。○50
不難看出，周作人的自我總結(jié)是從五四時代算起的。他不僅歷數(shù)了自己這十幾年間思想變遷的概況，在強調(diào)自己捐棄“文學”與拒絕“文人”的同時，更慨嘆人們對其“棄文”的隔膜與誤解。對于此種誤解的揭示、辯解以及近于負氣的宣布“棄文就武”，在在表明周作人的自我立場與批評者之間的迥然之別。而這種對于自我立場的強調(diào)，以及不惜走向“偏至”的姿態(tài)，反過來可以說明，1934年的寫作《五十自壽詩》及其由此形成的文化人之間的唱和氛圍，對于周作人而言，絕不可能只是一場偶發(fā)事件而已，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場具有主動操縱意味的文化事件，一場關于周作人的思想心態(tài)和身份認同的自我呈現(xiàn)與自我表演。
在自壽詩事件的兩年多后，周作人撰文指出：
三年前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有一聯(lián)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有些老實的朋友見之嘩然，以為此刻現(xiàn)在不去奉令喝道，卻來談鬼的故事，豈非沒落之尤乎。這話說得似乎也有幾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對。蓋詩原非招供，而敝詩又是打油詩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單純的頭腦去求解釋。所謂鬼者焉知不是鬼話，所謂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講得過去，若一一如字直說，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時站在十字街頭聽《聊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臨《十七帖》，這種解釋難免為姚首源所評為癡叔矣。○51
所謂“奉令喝道”，乃是周作人對于當年批評者的反唇相譏○52。而對于自壽詩的自我表達方面，雖然講的比較纏繞，但其意思大體不難明白，即他的“打油詩”絕非僅僅出于打油的目的，而是有著寄寓遙深的懷抱——而這，正是他后來生命中一直纏繞不斷的自壽情結(jié)之動力所在。
周作人在傳播自壽詩過程中稱得上主動與鄭重其事的姿態(tài)，表明了《五十自壽詩》對其思想、立場與身份表述的重要性；而其對所謂“半是儒家半釋家”的思想（身份）合成狀況的表述，更顯示了他對儒、釋兩家思想的巧妙且復雜的認同（同時也是拒絕）的姿態(tài)，也是他在思想、身份方面的一種自我定位與自我確認。要深入剖析此一合成思想（身份）的復雜面貌及其實際意義，有必要結(jié)合此前此后周作人對儒、釋二家思想的相關論述，由此厘定其在周作人思想發(fā)展軌跡上的重要性，對此，筆者將另文探討。
注釋：
○1 參見楊天石《錢玄同與胡適》，李又寧主編《胡適與他的朋友》第1集，186－188頁，紐約：天外出版社，1990年。
○2 參見《胡適之壽堂訪問記——從來未有的絕妙壽詩，胡夫人面致止酒訓詞》，1930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
○3 參見錢玄同《關于魏建功的〈胡適之壽酒米糧庫〉》，1933年1月《國語周刊》第68期。
○4 丁文江的對聯(lián)為“憑咱這點切實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shù)；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中年。”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卷，39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下同此版本。
○5 參見白吉庵《胡適傳》，2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周作人：《偶作打油詩二首》，1934年4月《人間世》第1期。
○7 對此，劉半農(nóng)曾評價道：“知堂詩雖好，卻撒了一大堆謊。他不會作畫，也從不寫草字，‘畫蛇’之謂何？‘玩骨董’有些瞎吹，‘種胡麻’更非事實。‘寒齋’不寒，爐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喫，定有些三砲臺香煙和法國面包房點心。特發(fā)其覆，以明知堂是浪漫派，而區(qū)區(qū)則寫實派也。”參見劉半農(nóng)《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詩集（四十二）•新年自詠次知堂老人韻（其一）》，1934年3月《論語》第37期。
○8 用社會學理論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說法，個體的自我表現(xiàn)方式通常包括兩種截然不同的符號活動：他所給予（gives）的表現(xiàn)和他所流露（gives off）出的表現(xiàn)。前者包括他所明確使用的口頭符號及其替代物，其唯一目的在于傳遞信息，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人都會把這種口頭符號與這種信息聯(lián)系起來；后者則包括一系列被其他人視為能表現(xiàn)某人特征的行為，而人們知道這種行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表達以這種方式傳遞的信息。參見高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李姚軍譯，余伯泉校，2頁，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
○9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1944年10月《雜志》14卷1期。
○10 周作人：《打油詩》，1964年作。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止庵校訂，623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1 知堂：《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1964年3月15日《新晚報》，見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89－91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以下同此版本。
○12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41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3 參見王錫榮《周作人生平疑案》（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53－63頁、倪墨炎《苦雨齋主人周作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15－320頁、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版）394－401頁。
○14 林語堂在發(fā)表周作人“自壽詩”遭到學界批評后，曾自認責任在己。參見林語堂《周作人詩讀法》，1934年4月26日《申報•自由談》。
○15 收《俞平伯舊體詩鈔》時，改題為《壽詩和人韻》。
○16 此據(jù)劉半農(nóng)《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詩集（四十二——四十五）•新年自詠次知堂老人韻》，1934年3月《論語》第37期。徐、馬二人詩題皆不詳。
○17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下冊，554頁，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以下同此版本。
○18 參見《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9卷，5061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同此版本。
○19 參見《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下冊，554頁、555頁。
○20 原夾注：“按半農(nóng)有‘桐花芝豆館打油詩’”。
○2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4－295頁。
○22 由日記時間和所錄18日和詩來看，胡適1月17日的日記至少在附錄這一部分是補記的。參見《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4－295頁。
○23 胡適在其1934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為舊歷十二月初一，為周寄梅先生生日，我去道賀，吃飯后回來。”（《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2－293頁）周寄梅即周貽春，曾任清華學校的校長，是胡適的老師輩人物，恰巧舊歷生日與周作人同一天。
○24 周作人1934年1月15－17日日記中的“發(fā)信”一欄中僅16日那天有“適之”的記載，可見是這天在信中將自壽詩抄送給胡適的。參見《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下冊，554－555頁。
○25 參見《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9卷，5067頁。
○26 劉半農(nóng)：《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詩集（四十二——四十五）•新年自詠次知堂老人韻》，1934年3月《論語》第37期。
○27 《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9卷，5067頁。
○28 在收到胡適短時間內(nèi)的兩首和詩后，周作人于1月19日就自壽詩主題回了胡適一首五言八韻詩；另外，當周作人將第二首自壽詩于3月5日抄送給胡適時，胡適又和了一首押“裟”韻的自壽詩（以上參見《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296－297頁，339－340頁），至此，胡適對周作人自壽詩的和詩共3首。
○29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9卷，5073頁。
○30 當時所載除夕唱和詩有沈尹默《除夕》1首，胡適《除夕》1首，劉半農(nóng)《除夕》1首、陳獨秀《丁巳除夕歌》（一名《他與我》）1首。根據(jù)各人詩中內(nèi)容所提供的唱和背景，發(fā)起人極有可能是沈尹默。詳見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號。
○31 值得指出的是，或許是在自壽詩風氣的推動下，劉半農(nóng)在本年3月下旬有《曲庵自題畫像》一首，也引來周作人、胡適等人的唱和。劉半農(nóng)的詩及周、胡二人的和詩詳見《胡適日記全編》第6卷，351－352頁。
○32 參見俞平伯《致周作人》，1934年3月15日，《俞平伯全集》第9卷，236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
○33 參見俞平伯《致葉圣陶》，1934年4月14日，《俞平伯全集》第8卷，74頁。
○34 當時的一名讀者記下了《人間世》第2期在出版后三天內(nèi)脫銷的情形。參見樹芳《〈人間世〉第二期讀后》，1934年4月29日天津《益世報》十五版。
○35 批評文章主要有埜容（廖沫沙）《人間何世》（1934年4月14日《申報•自由談》）、胡風《〈過去的幽靈〉》（1934年4月16日、17日《申報•自由談》）。關于批評性的唱和之作，陳子展的和詩首次見于埜容的《人間何世》中，詩云“先生何事愛僧家，把筆題詩韻押裟。不趕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選將笑話供人笑，怕惹麻煩愛肉麻。誤盡蒼生誰欲責？清談娓娓一杯茶。”而后陳又在當年自己生日之際借“五十自壽詩”的韻做了自壽詩一首云：“老夫詩本不名家，劇韻姑成一字裟。救世莫為千手佛，做人須學兩頭蛇。男兒自詡須眉發(fā)，官相難全黑胖麻。生活近來新幾許？咖啡不喝喝紅茶。”（以上參見陳子展《知堂五十自壽詩》，1936年4月《五洲》1卷2期）還有一位作者署名“巴人”（是否為王任叔，待考），共戲擬了五首打油詩，由廣西寄給胡適轉(zhuǎn)給周作人，專門諷刺周作人及其諸多和詩者（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41頁）。署名王五的作者也曾記錄了兩首時人嘲諷周作人的戲擬之作（參見王五《纏夾齋談薈•知堂自壽詩》，1936年5月《中外問題》14卷5期）。
○36 林語堂：《周作人詩讀法》，1934年4月26日《申報•自由談》。
○37 參見魯迅《340430致曹聚仁》、《340506致楊霽云》，《魯迅全集》第13卷，87頁、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38 知堂：《棄文就武》，1935年1月6日《獨立評論》第134期。
○39 知堂：《骨董小記》，1934年11月《水星》1卷2期。
○40 知堂：《關于苦茶》，1935年3月13日《益世報•文學》第2期。
○41 僅在1930－1940年代，周作人涉及到“五十自壽詩”回憶的文字就還有《隅田川兩岸一覽》（1935年11月3日《大公報•文藝》第36期，署名知堂）、《買墨小計》（1936年2月24日《晨報》，署名知堂）、《記蔡孑民先生的事》（1940年4月《中國文藝》2卷2期，署名知堂）、《〈老虎橋雜詩〉題記》（未刊稿，1947年作；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9卷，633頁）。
○42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詩》，1944年10月《雜志》14卷1期。
○43 周作人：《八十自壽詩說明》，1964年3月8日作，未刊稿。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9卷，644頁、645頁。
○44 知堂：《八十心情——放翁適興詩》，1964年3月15日香港《新晚報》。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10卷，89－91頁。
○45 參見《周作人日記》（1964年3月6日）、周作人《致鮑耀明》（1965年5月2日），鮑耀明編《1960－1966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309頁、390頁。
○46 周作人：《八十自笑詩并注》，1965年12月23日作，未刊稿。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9卷，645頁。
○47 周作人于1960年代寫的《知堂回想錄》中提到蔡元培寄給他的三首和詩中的那首《新年，用周知堂老人自壽韻》時寫道：“他此時已年近古稀，而記敘新年兒戲情形，細加注釋，猶有童心；我的年紀要差二十歲光景，卻還沒有記得那樣清楚，讀之但有惆悵，即在極小的地方，前輩亦不可及也。”（《知堂回想錄•北大感舊錄（十一）》）將周作人評價蔡元培“猶有童心”的話來描述他抄錄《八十自壽詩》時的心境，則不難發(fā)現(xiàn)其頗有自況之意味。
○48 以上參見鮑耀明編《1960－1966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11頁，12頁，52頁。
○49 參見丹尼爾•布爾斯丁（Daniel J. Boorstin）《隱藏的歷史》（Hidden History），梅寅生譯，349－350頁，臺北：麥田出版，2000年。
○50 知堂：《棄文就武》，1935年1月《獨立評論》第134期。
○51 知堂：《談鬼論》，1936年7月《論語》第91期。
○52 王錫榮先生認為這是刺左翼文學界的，實際上也包括了魯迅，其理由是批評者中的胡風乃魯迅私淑弟子。參見王錫榮《周作人生平疑案》，75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林分份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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