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圖書館“人文精神與文化名人”講座上講，2010年9月11日）
黃 喬 生
各位朋友：
魯迅的形象應該是多面的，在座的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魯迅形象。我今天的講題，姑且把魯迅形象分成兩個，一個溫和，我稱之為“文人”的一面，另一個呈現(xiàn)的是“戰(zhàn)士”形象。這兩種形象在民眾中都有一定的認知度。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認識較充分的是魯迅戰(zhàn)士的即“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形象；現(xiàn)在，人們更多強調(diào)其“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其實，魯迅兼有戰(zhàn)士品格和文人情懷，但時人和后人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常常有所側(cè)重。這兩種形象此消彼長過程中透露出的社會心理變化，耐人尋味，值得研究。今天，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兩種形象在讀者心目中的形成過程和影響，以及兩種形象之間的關(guān)系。
一， 戰(zhàn)士與文人
戰(zhàn)士形象，不言而喻，是剛健英武，勇猛無畏；文人呢，在一般人們的印象中，是身體孱弱的“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文人即便參與世事，最終往往落得個“不識時務”的“壞名聲”。他們好發(fā)牢騷，什么都看得不順眼，滿肚皮不合時宜，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順利，受了委屈，又無力反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最后只好“認命”，有詩句總結(jié)道：“文章憎命達”、“詩窮而后工”。詩圣杜甫，戰(zhàn)亂時代顛沛流離，忠于皇帝卻不得重用，他“讀書破萬卷”，做詩做得很苦，李白有一次見他，既憐憫又帶譏諷地說他“太痩”；郊寒島瘦，不但形容其詩，也是詩人現(xiàn)實命運的寫照。宋代詩人陸游，氣質(zhì)上稍顯得雄健一些，“鐵馬冰河入夢來”，他渴望北上抗金，建功立業(yè)，也就是說，他很想當戰(zhàn)士，但是終于沒有實現(xiàn)。戰(zhàn)士的路走不通，另一條道路就是“細雨騎驢”，吟詩作賦，晚年寫下“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寄希望于后代實現(xiàn)他的理想。請注意這樣一個區(qū)別：戰(zhàn)士的坐騎是馬，文人的代步工具是驢。杜甫“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跟在人家騎馬的后面，可想而知，是跟不上的。西班牙鄉(xiāng)紳唐吉訶德，平時好讀書，本來屬于騎驢的角色，卻偏要騎馬當戰(zhàn)士，結(jié)果失敗了。
總之，文人給人的印象，是手無縛雞之力，在實際事務中起不了多大作用。雖然學富五車，道理能講一大篇，美文能寫好多卷，但人們否定他們的意見時，簡單一句“書生之見”就夠了。弄得古人感嘆道：百無一用是書生！而且，文人既然有多病的身，多愁的心，能講話，善于作文，自恃才高，得不到好的待遇，又牢騷滿腹，自暴自棄，于是就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緒，古代討厭文人的人說“文人無行”，是指他們道德品質(zhì)上有問題。還有一個說法就更徹底了：一為文人，便無足觀。
就這樣，文人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歷來有很多文學作品諷刺讀書人，民間傳說中這種段子也很不少。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讀書人還有“臭老九”的雅號。
我今天的講題，包含著把魯迅定性為“文人”的意思。但我要聲明，我可不是在諷刺魯迅。
一提到魯迅，人們立刻就會有這樣一個概念：魯迅是一位斗士、戰(zhàn)士，一個英勇無畏的革命者，他的文字是投槍匕首，具有殺傷力。人們的腦海里可能還會出現(xiàn)魯迅的一幅照片或一尊雕像，神情嚴肅，甚至一臉怒氣。中國現(xiàn)代史是一部激烈斗爭史，魯迅參與了文化方面的很多次論爭，當時被他批評的人，有的本是意見不合，同他打點兒筆墨官司罷了，但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卻大倒其霉。例如，魯迅說某某是“才子加流氓”，這個人的名聲后來就不大好；他給某某取了個“洋場惡少”的諢名，這位作家在日后歷次反帝斗爭浪潮中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在一篇文章中，他說，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約他談話。他到了約見地點，看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揚），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tài)度軒昂。這四位，后來成為新中國文藝界領導人，在文革中遭受批斗和折磨。他們的“罪狀”老百姓可能記不清、辨不明，但“四條漢子”這頂帽子卻十分形象，讓人難以忘懷。
但這并不是魯迅的本意。這是后人用魯迅的文字做成了棍子和帽子。
魯迅雖然青年時代入過海軍學校，但只是下船艙、爬桅桿，練習一些基本動作，而且中途輟學了，不能算行伍出身；他課余喜歡騎馬，業(yè)余愛好而已；在日本曾想學習柔道，可惜報了名后，沒有真正開始學習；后來選擇了醫(yī)學，確實拿過解剖刀，然而卻沒能堅持下去。所以，魯迅終于還是一個文人，使用的工具是筆。他自己也說過，自己不是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而是一個弄弄筆的文人。在黃埔軍校演講時，他大力稱贊槍炮的力量，對文章的作用表示懷疑。《吶喊》那樣有影響的作品，他后來也不滿意，說是“空留紙上聲”，沒有用。
各位請注意，我今天的講題，“戰(zhàn)士品格，文人情懷”，戰(zhàn)士在前，文人在后，是分了主次的。我把“戰(zhàn)士”放在第一位了。本來應該倒過來說“文人情懷，戰(zhàn)士品格”的，因為魯迅首先是一位作家、文人。但即便按我今天的順序，在以前強調(diào)革命斗爭的年代，也是不適宜的。文人情懷，總含有傷感、同情、仁慈等等成分。社會上分階級，階級之間要斗爭，而且往往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講情面的。斗爭的結(jié)果是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因此不能有憐憫心，不能講妥協(xié)。那時代的社會組織，基本上是軍事化的，政府的首腦和軍隊的首腦合二為一。軍隊之外，還有民兵，中學生是紅衛(wèi)兵，小學生是紅小兵，現(xiàn)實中人，差不多都是軍裝打扮，真是“全民皆兵”。社會上其實根本沒有文人的立足之地，或者說，文人都必須成為戰(zhàn)士，才能適應形勢。歷史上戰(zhàn)斗性強的人特別受崇拜。所以就有了文人也必須革命的問題。文人當然也要有階級劃分，要參加黨派斗爭，不能有中間人，而且還要參加軍事斗爭，文人從軍，投筆從戎。這就要求文人必須改造自己，同工農(nóng)兵結(jié)合，乃至最后融合于工農(nóng)兵。文人變成了工農(nóng)兵，結(jié)果就沒有了文藝；反過來說，等工農(nóng)兵變成了文人來創(chuàng)作，不就成了文人嗎？這個矛盾一直很難解決，不是喊喊“與工農(nóng)兵相結(jié)合”的口號就能完事大吉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大家都熟悉的，是“三家五最”：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雖然把革命家放在最后，實際上卻是最重要的。這三個“家”不是平行的，而是遞進式的，最后的那個最重要。毛澤東一連用了很多個“最”字稱贊魯迅，說他“骨頭最硬”，“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這就使魯迅的聲望達到頂峰。
二十世紀的大半部分時間是在革命和不斷革命中度過的，連文化也逃不脫被革命的命運。魯迅是革命派，是進步力量的代表，當然不能僅僅是一個文學家，所以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稱號特別顯現(xiàn)出來。
二 魯迅戰(zhàn)士形象是怎么塑造出來的？
魯迅的戰(zhàn)士形象與后人的塑造工作有關(guān)。一個人活著的時候，人們用種種手段來描繪他的形象，他還可以補充糾正；等他死了，人們就可以自由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來美化或者丑化他。魯迅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當然逃不過這命運。
人生活在社會上，多少都有點兒演員的性質(zhì)，演員是要裝飾要造型的。裝飾造型有好也有壞。人有了過錯，要掩蓋，要辯解，古代稱為“文過飾非”，說明這個“文”是不好的，文人會有掩蓋修飾狡辯的毛病（當然，別的行業(yè)的人也有）。可是，文同時又是一個好東西，因為經(jīng)它一裝扮，東西就顯得漂亮，人就顯得雅致了。所以，人們又喜歡文章，崇拜文豪。文人善于寫文章，他們的裝飾和造型的水平就比一般人高。這是文人的特殊技能，但也很可能成為他的一個缺點。
魯迅的形象，首先靠他用文字來描繪，是自我塑造；同時也有讀者、批評家的判斷，是他人的塑造。
魯迅本是矮小瘦弱的人，但他為什么會給人高大雄健的印象呢？高大雄健的形象是自我塑造的，還是他人塑造的？或者兼而有之？應該說，不是魯迅故意擺出一種高大威猛的形象，他也不會狂妄到那個地步。魯迅自己不會畫像，只留下一些照片和他人所繪肖像，但不很多。嚴格地說，照相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者除攝影師外，還有本人。人在照相時，除了故意擺姿勢外，還不免突然神情專注，甚至顯得緊張，于是離開原本狀態(tài)就遠了一些。所謂寫真，往往不能寫“真”。我去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多媒體魯迅”學術(shù)討論會，講題是“照相機前的魯迅”。我舉了一些例子，說明人們選用魯迅照片也是有時代特色的，革命時代選用的那幾張，大多是嚴肅的、不茍言笑的所謂的“標準照”，并且用這類照片為基礎，創(chuàng)作了很多繪畫、雕塑作品，變本加厲，呈現(xiàn)出威風凜凜，金剛怒目的藝術(shù)形象。久而久之，魯迅高大威武形象就形成并固定下來了。
魯迅本人有革命傾向，呈現(xiàn)出戰(zhàn)士風姿，可以算是自塑形象；但他的戰(zhàn)士形象的形成相當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就是政治力量。從革命領袖、文學研究者到普通讀者都參與了這種形象的塑造工作。魯迅曾說過，讀者對《紅樓夢》有不同的視角：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如同外國人說的“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形象”。毛澤東是革命領袖，一直在政治、軍事斗爭中拼殺，是一個“戰(zhàn)士”。他喜歡魯迅的文字，魯迅的精神鼓舞了他的斗志，他覺得魯迅的思想對中國革命事業(yè)有啟發(fā)和激勵作用，于是就發(fā)表了那些評價。他領導中國共產(chǎn)黨取得了政權(quán)，掌握了國家的話語權(quán)，他自己是一言九鼎的領袖，他的“三家”、“五最”就為魯迅的評價定了基調(diào)。
但不能因此說，毛澤東的評價就是支撐魯迅聲望大廈的唯一柱石。不能說，把毛澤東這個評價拿掉，魯迅的聲望就轟然倒塌了。那不符合實際。實際情況是，并非毛澤東一個人這么觀察和評價魯迅，很多讀者都持這樣的觀點。毛澤東個人的論斷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廣大讀者不認同，單憑強行灌輸，讓所有人都“指鹿為馬”似地跟隨一個人那么說，是難以長久的。
當然，在毛澤東大受崇拜的時代，研究者按照毛澤東的論斷詮釋魯迅時，不但要亦步亦趨，而且必須踵事增華了。既然魯迅是戰(zhàn)士和革命家，那么魯迅必須有一個戰(zhàn)斗歷程：他少小就有民族革命思想的萌芽，后來成為反清斗士，積極參加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推翻清王朝的斗爭。史實告訴我們，魯迅在東京留學時期接觸過一些革命者，例如他的同鄉(xiāng)秋瑾等；聽過革命志士章太炎先生的課，可能還聽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演講。這些活動，可以被定性為傾向革命，甚至參加了革命。人們是這樣假設的：既然20世紀中國的主要任務是革命，那么一個被譽為民族魂的人物當然應該是一位革命者。可惜，沒有具體的材料證明魯迅參加了實際的革命斗爭。魯迅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滿思想，是不錯的，但他是否主張暴力革命，卻是一個問題。魯迅當時對革命運動在觀察和思考，他對革命者是同情的，但他并不贊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贊成激烈的言詞。革命黨要他參加組織，采取實際行動時，他表現(xiàn)了猶豫的態(tài)度，擔心自己的家人。他在東京聽了吳稚暉的反清演說，就表示了不滿。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時，不免有夸張的地方，說他確實參加了光復會，但卻沒有實在的證據(jù)。我覺得，要斷定他是反清革命黨的一員，最好的辦法就是拿出黨證、黨員花名冊之類的實物。或者有很多革命黨人的證言。這些其實不難，因為國民革命后來勝利了，勝利者總是要追懷先烈、論功行賞的。如果魯迅是革命黨黨員，即便他自己不愿說，組織或者戰(zhàn)友也要使這事實昭彰天下的。
革命是一種緊張狀態(tài)，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更處在秘密狀態(tài)。但魯迅在那時的狀態(tài)時卻是頗為悠閑的。他當時的思想還不成熟。他喜歡文學，憑著個人愛好選擇學業(yè)，乃至放棄學業(yè)。他的性格，其實是不合群的，他喜歡獨來獨往。
魯迅五四前后參加了文學革命，寫文章出了名。他的文章中說過一些過激的話，震驚世人。但既然是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那就是紙面上的和腦子里的行動，激烈的主張往往是不能實施的。但是，也可以說，激烈的言論可以為實際的革命行動做準備，理論是能夠產(chǎn)生力量的。人們常用后來實際發(fā)生的革命運動來解釋以前的輿論準備，以后證前，就是所謂的“馬后炮”。例如，魯迅在“三一八”事件中雖然沒有什么實際行動，但他聲援學生，寫了多篇文章，言辭犀利，也是一種行動，也是產(chǎn)生了力量的。但是要說，魯迅以戰(zhàn)士的姿態(tài)，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反對軍閥政府，抨擊反動統(tǒng)治者的暴行，毫不顧忌自己的人身安全，就多少有些夸張了。首先，魯迅沒有參加游行，不但沒有在游行隊伍中，甚至也沒有站在路邊聲援學生；其次，還應該考慮到當時的輿論情態(tài)。文化界普遍都在譴責政府屠殺學生，可以說達成共識，一致認為政府無理無情，喪盡天良。魯迅的譴責只是眾聲合唱中的一個聲音。只不過后來其他人差不多都落伍了，站到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陣營里了，不再被提及了，于是，魯迅的文章就成為代表作，選入教科書，流傳廣遠。這樣一來，給人的印象，好像只有他一個人站出來反政府，是個孤膽英雄，像法國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J‘acuse！”（我控訴！），成就了戰(zhàn)士風采。要知道，當時雖然這么寫文章有一定危險，但言論并沒有絕對控制，很多人都有這樣激烈的言論。因為是正義之聲，文人學者們就理直氣壯，當時已有定論，不待以后歷史學家來結(jié)賬。那個時候，連下令開槍的政府要員也知慚愧而懺悔了。
魯迅發(fā)表抨擊當局的言論，后來被說成是他離開北京的主要原因，甚至魯迅自己也在自傳中說，因為做評論，敵人多起來，有人告密他的真實身份，政府要逮捕他，于是不得不離開北京到廈門當教授了。魯迅這里沒有說政府通緝是離京的唯一原因，而研究者就有認定這是唯一原因的傾向，過度強調(diào)魯迅與政府之間的對立。至于離京的其他原因，魯迅本人可能不便說，那就是，他這時已經(jīng)同女子師范大學的一個學生戀愛，面臨組織新家庭。這當然是個人私生活，別人不好干涉，任其自由罷了。但是人們對名人甚至圣人的要求要嚴格得多，對這些細節(jié)必定要多加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學研究者則更要細致入微，否則不能掌握全面真實。研究魯迅離京的原因，如果簡單片面，就會誤導讀者。要正確描繪魯迅形象，就必須把各個方面的原因都說清楚。這些年，人們對此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也把握得比較好。其實很簡單，去除了單一的革命論，而以歷史的觀點，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來觀察分析魯迅的言行，就可以了。
魯迅到了廣州，又遇到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斗爭和清黨運動大屠殺。魯迅離開廣州，后來被說成魯迅反對國民黨，同情和擁護共產(chǎn)黨。實際上，魯迅那時候還不十分了解兩黨的主張，或者說并不清楚兩黨有多大區(qū)別——本來就是在合作嘛。他反感的主要是動不動就“革命”——革別人的命，革命成了殺人的代名詞——好像中國的問題歸根結(jié)底只能用殺戮來解決似的。我們沒有充分重視他的這種思想，而強調(diào)他反對蔣介石，把他卷入政黨政治斗爭中，其實還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思維方式在起作用。他在廣州寫了一篇文章，叫《怎么寫》，透露了當時文人的艱難處境。在革命陣營里，寫信就是不革命，寫長信就是反革命。文人必須成為“戰(zhàn)士”，否則就無路可走。革命思維已經(jīng)把文人逼到了絕路。
所以說，在廣州時期，魯迅面臨著身份危機，是文人還是戰(zhàn)士？他解決不了這個危機，只好離開，到了上海。魯迅正是因為厭惡這種革命思維才到上海的，上海可以容留文人，以寫作為生，可以不參加革命斗爭，可以不去殺戮。在創(chuàng)作上，也不一定像革命文學家們提倡的那樣，必須寫打打殺殺的革命主題，或者遵循“革命加戀愛”的模式。
到了上海，魯迅堅持社會變革的理念，仍然傾向革命，因此參加了左聯(lián)。但當左聯(lián)進行實際的革命斗爭時，魯迅的參加就并不積極了。他不可能去搞飛行集會，上街撒傳單，他甚至也不寫激烈攻擊政府的文章，像共產(chǎn)黨的領袖李立三指示的那樣。李立三希望他更激烈一點，并保證如果因為罵政府，政府威脅他的安全的話，共產(chǎn)黨可以把他送上蘇聯(lián)的艦船。即便這樣，他也還是不能遵命。這種態(tài)度，招致左聯(lián)領導人的不滿。于是，魯迅只能被當做“同路人”，可以團結(jié)利用，但不能完全信任。革命文學家們攻擊他很兇猛，說他既是封建余孽，又是資產(chǎn)階級，是“二重反革命”，是心理陰暗、虐殺青年的“世故老人”，總之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
魯迅面臨這種圍攻，既感到緊張，也很不服氣，他擔心自己落伍，因此就積極應戰(zhàn)了。他首先要解剖自己，看思想中是否有落后的、陰暗的東西；同時，他潛心閱讀并親自翻譯了一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要看看革命文學家們據(jù)以批判他的武器究竟是些什么玩藝兒。這一看不要緊，立刻看穿了那些年輕人的幼稚，原來是一班口頭空嚷革命，貌似很急進實際上很淺薄，意志并不堅定的人；也有些是投機取巧的、左右搖擺的文人；其中有一些，他干脆稱之為“才子加流氓”。魯迅打退了這次圍攻，巋然屹立，文壇領袖地位更加穩(wěn)固了。革命文學家們看看難以扳倒魯迅，就改變了態(tài)度，擁護他當左翼作家的領袖，算是和解了。但隨后一個時期，魯迅跟這些所謂“革命文學家”在一起，并沒有感到安心，矛盾還是不少，一直到他去世，仍然在跟他們鬧意見。魯迅希望自由講話，開展他的社會批評，不但要批評政府，也要批評那侵犯人的自由，發(fā)號施令的組織頭目，魯迅稱之為拿著皮鞭的“工頭”。讓魯迅做那些工作，是沒有認識到魯迅的價值。這方面，左聯(lián)的領導人的水平就和毛澤東差的很遠。毛澤東在蘇區(qū)的時候，有人提出，可以讓魯迅到蘇區(qū)來擔任教育文化工作的領導，毛澤東聽后直搖頭，說這樣提議的人一點兒也不了解魯迅。
總之，魯迅不是實際的戰(zhàn)士，他是文人中的戰(zhàn)斗者。毛澤東的評價也說，魯迅是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新文化方向的旗手。既是文化領域的，但又稱為“戰(zhàn)線”，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特色。
三，精神界的戰(zhàn)士
既然魯迅一生不大參加實際戰(zhàn)斗，但又是“戰(zhàn)士”，那么，人們就想辦法把他塑造成“精神界的戰(zhàn)士”。
魯迅思想深刻，言辭激烈，有時甚至偏頗。早在日本留學時期，他就喜歡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為浪漫主義文人的激越反抗之音所傾倒。他不贊成儒家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甚至不贊成屈原，而贊成拜倫、尼采。五四時期言論很具革命性，例如說中國歷史是吃人的歷史、要中國青年不讀或者少讀中國書，說中國歷史分兩樣時代：一個是人民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指的是和平時期，一個是人民做奴隸也不得的時代，指的是戰(zhàn)亂年代，等等，能起到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催促人們反思。
魯迅要人們睜了眼看，不再瞞和騙，因為中國歷史上充滿了瞞和騙，不破除瞞和騙，中國不能前進。他看問題很透徹，又敢于把看到的真實講出來。其實，在中國，很多問題，不是沒有人看出來，不是沒有人認識到，只是沒人說出來，沒人站出來，當?shù)谝粋€發(fā)言者和行動者。先發(fā)言先行動可能會得罪人。魯迅有勇氣這樣做，這是戰(zhàn)士身上不可或缺的一種品質(zhì)。
五四運動，魯迅沒有實際參加，但他是可以算是思想?yún)⑴c者，所以也有一定的貢獻。他雖然沒有使用激烈的手段，例如沒有上街游行，沒有放火燒樓，但他的思想激進，用形象的語言說，他點燃的是思想之火。
五四運功之后是一個思想多元的時代，一個混亂的時代。青年人雖然被動員起來了，但也逐漸分裂成不同陣營。魯迅常常被視為思想界領袖，但作為文人，是不大適宜當領袖的，所以他很矛盾，很痛苦。加上自己生活中遭遇不順，一個時期里他寫的文字較為悲觀，彷徨起來了。也就是說，五四運動后一個時期，他的狀態(tài)是時而英勇奮戰(zhàn)，時而愁悶憂郁，他在兩間徘徊。“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還把自己視為戰(zhàn)士，但自己也承認，“戰(zhàn)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這個階段創(chuàng)作的小說《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從其中的人物身上能看到上述狀態(tài)，散文詩集中就更多直接抒發(fā)內(nèi)心掙扎的篇章，是作者自我形象的生動寫真。
雖然有這種苦悶彷徨，但魯迅畢竟是一位現(xiàn)實感和責任感非常強的人，他的進取精神、韌性的戰(zhàn)斗意志沒有衰退。在中國古代的哲人中，魯迅最后認同孔子和墨子的主張，簡單地說，是信奉和力行“有為”的哲學。
這種堅持表現(xiàn)在他的文章中，例如《野草》中的幾篇，在艱難困苦中繼續(xù)著戰(zhàn)士形象的自我塑造。
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他們是講面子的。自我塑造形象，不僅僅是本能沖動，常常也有源自他人的期待。魯迅既然是文豪，是思想界權(quán)威，人們就有理由期待他說出人們不能說、不愿說、不敢說的話。他在北京時期批評社會，與人論戰(zhàn)，所寫文章，論辯居多，后來編成《華蓋集》和《華蓋集續(xù)編》。因為里面多有關(guān)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潮的論爭文字，以至于批評魯迅的人說魯迅的雜文愛罵人，泄私憤。但魯迅辯解說，這兩本雜文集里的文章，雖然大多是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讀者不明白個中情由，以為是在說個人的事情，并以此說他“太兇”，太不饒人，對他產(chǎn)生了反感，甚至影響了兩本雜文集的銷量。魯迅說，這足見讀者的判斷，以幼稚者居多。
魯迅到了廈門、廣州，人生地不熟，本來想以教書糊口，不愿也不能多講話寫文章。但當?shù)厝藢λ芷诖Ｍ匀灰运枷虢缦闰?qū)的作風打破當?shù)氐某翋灴諝狻Ｓ械娜说燃绷耍谷粚懳恼潞艚械溃?ldquo;魯迅先生往哪里躲！”這使他很為難，發(fā)言吧，自己沒有把握；不發(fā)言吧，又讓讀者不滿。由此可見，他人的期待對一個人的形象塑造的影響不容忽視。
魯迅性格上嫉惡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他不喜歡溫吞吞、軟綿綿。他曾說，有些動物看起來就讓人神旺，例如虎、豹等等，有些動物則讓人看了惡心，讓人有猥瑣之感。所以，他在塑造自我形象時，偏重于戰(zhàn)士并不奇怪。魯迅的代表性文體是雜文，他最擅長的戰(zhàn)法是辯論、諷刺、冷嘲。
四，戰(zhàn)士自畫像
說了這么多，不如來看看具體作品。《野草》中有一篇《這樣的戰(zhàn)士》，很有代表性，是魯迅的自畫像，言辭精煉，形象生動。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zhàn)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并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他毫無乞靈于牛皮和廢鐵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zhàn)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們都同聲立了誓來講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他們都在胸前放著護心鏡，就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證。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cè)一擲，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jīng)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于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于不是戰(zhàn)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在這樣的境地里，誰也不聞戰(zhàn)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既然魯迅是一位戰(zhàn)士，那么，他的戰(zhàn)斗對象是什么人呢？這篇散文詩回答了這個問題。魯迅說，這篇作品是“有感于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請注意，戰(zhàn)斗目標并不是軍閥，而是文人學士們。為什么不是軍閥呢？軍閥才是最兇惡最反動最應該打倒的啊。但是，軍閥可是很不好惹的，弄得不好，他們要殺人的，國人畏懼武力，尊長之權(quán)威力無邊，混亂時代，不講法律，殺人就像踩死螞蟻一般容易。魯迅了解中國，不會去找軍閥叫陣，自取滅亡。他迂回曲折地攻擊軍閥身邊為軍閥辯護的文人學士。所以，當時和后來的一些“文人學士”就諷刺魯迅，說魯迅這人其實是怯懦的，并不是真勇士，他要么拿同行文人出氣，欺負弱小，要么躲在租界里放些冷箭，不敢出頭，這樣沒出息，是斷斷不能稱為“戰(zhàn)士”的。這其實是苛刻之論。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魯迅同文人學士們爭論，嘲諷他們，無論多么嚴厲，總還是把他們看成相當?shù)膶κ郑@些人還有理可說，還可以說理。而對軍閥政府呢？就不能這樣，跟他們是不能講理，也無理可講的。另外，魯迅是個性格冷峻磊落的人，他看不得做作，裝假，掩飾，狡辯的文人。他本來并不贊成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但學生死傷后，他是無條件支持學生的，這是人道主義，是天下公理和正義。在魯迅看來，軍閥固然可惡，而到了這時還埋怨、批評學生的文人學士們，作為“幫兇”，更加可惡。他有一個比喻，很生動，可以拿來說明他的這種態(tài)度，“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叮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fā)一篇大議論，卻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跳蚤好比軍閥，蚊子就是文人學士了。
魯迅寫這篇文章，是在經(jīng)歷學潮、卷入大論戰(zhàn)并且大病一場之后。他總結(jié)了這個時期的生活和思想，描繪了他心目中的戰(zhàn)士形象，也就是他自己的形象。
這位戰(zhàn)士使用的裝備如何？他不佩帶所謂文明的武器，手里拿的是最原始的投槍，穿的是什么呢？沒有明說，只說了他不穿什么。這讓我們想起叢林中的土著，或者希臘的雕塑。
這位戰(zhàn)士最關(guān)注什么，或者說他最恨什么？點頭，客氣的，似乎是友善的點頭。這是文人學士的特性，但他看到的是溫和的面貌下面藏著的兇惡。這種點頭也是一種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歷史上很多英雄人物被這點頭包圍、吞噬了。假如是真的戰(zhàn)士，就不應該理會這些點頭，不講情面，而繼續(xù)同他們戰(zhàn)斗。
這位戰(zhàn)士手中的投槍打向什么目標？奇怪，不是什么人，而是抽象的“旗幟”和“外套”，如慈善家，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等等。
魯迅要揭穿假面，使其露出真面目。因為名目層出不窮，這些東西是永遠也打不完的。戰(zhàn)士打了一場，看似取得了勝利，實際上卻只打掉一件外套。對手逃走了，又穿著另外的好看的外套跳出來。文過飾非，文人為自己辯解的水平是很高的，軍閥政府野蠻地開槍殺人，文人卻能冠冕堂皇說這種暴行說符合天理、大快人心。魯迅斥責他們“假借大義，竊取美名”。要做事的時候援引孔墨學說，不做事的時候就用老聃哲學，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拿出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孔夫子很早就看透了這種人：說：“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但這種人歷代層出不窮。他們無特操，善變化，總有理論武裝，總是冠冕堂皇。這些人成了魯迅當時憤怒的集中點，他痛恨文人學士的原因就在這里。魯迅說自己進入了“無物之陣”。所謂的無物之陣，就是把握不定，變幻多端，永遠也抓不住。在魯迅看來，這種戰(zhàn)斗是很費心力的。魯迅就是這樣的戰(zhàn)士，跟這一類對手打了一輩子。
魯迅知道，他同這位戰(zhàn)士一樣，必須永遠前進，不能停止戰(zhàn)斗。這篇文章中四次使用“他舉起了投槍”，是魯迅在表達一種決心，一種永不懈怠、勇往直前的精神。
從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魯迅確實是一位精神界的戰(zhàn)士。
五，文人形象
日常生活中的魯迅，或者是一個和藹慈祥的人，可能與我們從照片上得來的印象差距很大。我們沒有見過他的人只能猜測，而與他接觸較多的人的意見如何呢？他的弟弟周作人不同意傳記作者或畫家把魯迅寫成或畫成金剛怒目式的形象。周作人有一回感嘆說，文人之間最好見見面，見了面就不會激烈地打筆仗了。這恐怕就是中國人所謂的“面子”在起作用。見了面，認識了，一回生，二回熟，還好意思用文字攻擊嗎？當然熟知以后反目成仇是另外一回事。周作人舉了郭沫若的例子，說他原來讀郭沫若的文章，有點反感，后來見了面，覺得跟文字上的印象有出入，原來也是可以談談的。許廣平的回憶錄中也說，在平時，魯迅甚至對敵人說話也是少憤怒的。
魯迅性情的底子是文人，因為我們不滿足以文人來看待他，才一定要給他戴上戰(zhàn)士的桂冠。長期的宣傳和有政治目的的解讀，已經(jīng)把魯迅打扮成一個戰(zhàn)士之身，不容易改變了。其實，魯迅雖然參加了文學革命，是新文學的倡導者和大功臣，但是他也寫文言文，寫舊體詩，與舊文學并沒有一刀兩斷。他收藏古物，喜歡美術(shù)，印箋紙，刻閑章，舊文人的嗜好也沾染了一些。他做事認真，追求完美。別說出版一本書要裝幀精美，就是郵寄書籍，也要包裹得結(jié)實而美觀，絕不肯敷衍潦草。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被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封面裝幀很精美，他看了十分高興，寫信給朋友說：“《中國小說史》豪華的裝幀，是我有生以來，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裝。我喜歡豪華版，也許畢竟是小資的緣故罷。”還在“豪華”、“小資”下面加上著重點，這是因為他一直被人攻擊為封建舊文人和資產(chǎn)階級文人。他這是在故意發(fā)牢騷，說反話，偏要讓攻擊他的人不舒服。這都是很典型的文人習性。
他在私人信件中常常發(fā)牢騷，講的話與雜文語言差距不小。我們讀他的書，不但要讀雜文讀小說，還要讀書信，前者更偏重戰(zhàn)士形象，后者則多文人情懷。
但魯迅的文人習性、文人情懷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泛濫沒有收拾。他的這些文人習性和情懷很大一部分是對狂暴荒謬的反撥，也使他在狂熱革命的年代保持了清醒，沒有喪失人道主義的立場，沒有失去分寸。他的最基本的理念是：革命是讓人活，而不是讓人死的。動不動就“革命的名義”殺人是荒唐的、錯誤的。看來，魯迅很早就對極左思潮十分反感。極左這班人，總是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不但對敵人，而且常常對營壘內(nèi)部的戰(zhàn)友，也要“實際解決”，充軍流放，關(guān)進監(jiān)牢，或者殺頭槍斃。魯迅一生看到這些暴行不少。早期，他很憤怒，文字上顯得很激烈；后期，戰(zhàn)友和學生慘遭殺害，他的文字除了憤怒，更多了悲涼，憐憫和絕望情緒。我們看《為了忘卻的記念》，沉郁悲憤，寫盡了文人的悲傷和壓抑，以及無處訴說的境況。同《記念劉和珍君》對照閱讀，其差別是比較明顯的，我想，把這兩篇文章的差別說成是戰(zhàn)士和文人之間的差別，雖然太過絕對，但也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吧。
因此，我們讀魯迅的著作，不能一味從中尋找戰(zhàn)斗性語言，而要體會魯迅的仁厚用心，慈悲情懷。除了“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詩句外，魯迅還有“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的名句。深厚的感情是戰(zhàn)斗的根據(jù)地，有愛的恨是熱情，沒有愛的恨是冷酷。過去人們對魯迅的文章的偏見，根源就在不是從愛恨兩方面去閱讀和解釋，只注重金剛怒目，尋找革命腔調(diào)，挖掘辱罵、恐嚇式的詞句。其實，魯迅著作中這類詞句不多，他也很不贊成那種腔調(diào)。他經(jīng)常與人論辯，我們不能說他的論辯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但仔細閱讀，可以體會到，他的論辯不乏同情理解，不超出常識的范圍，不是強詞奪理，胡攪蠻纏。
有人說，魯迅與古代溫柔敦厚詩教培養(yǎng)出來的文人不同，他嫉惡如仇，絕不妥協(xié)的性格，不是一個文人會有的。這說得有理。的確，這是魯迅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獨特之處。他做事認真、不妥協(xié)，是對過去的馬虎、中庸的反撥；但其實，他這種精神也恰恰是文人特質(zhì)的體現(xiàn)。堅持己見，甚至固執(zhí)己見，往往被視為文人行事的特點。過去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人都是有些固執(zhí)的。魯迅三十年代連續(xù)寫了七篇雜文論“文人相輕”問題，他主張文人有了自己的觀點，以為是對的就要堅持，不能一味謙讓、和氣，而沒有了是非之分和愛憎感情。
葉公超在魯迅逝世后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是《關(guān)于非戰(zhàn)士的魯迅》：
我很羨慕魯迅的文字能力，他的文字有一種特殊的剛性是屬于他自己的（有點像Swift的文筆），華麗，柔媚是他沒有的東西，雖然他是極力提倡著歐化文字，他自己的文字的美卻是完全脫胎于文言的。他那種敏銳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特有的成分。...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文章題目雖然說魯迅“非戰(zhàn)士”，但從這段話中還是能讀出魯迅的戰(zhàn)斗性。而且，葉公超的話說得很絕，魯迅戰(zhàn)斗了一生，十分悲哀，沒有對手，不值得他這么打拼。這可以和魯迅文章中的“無物之陣”相印證了。葉公超這段話還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因為那些人曾與魯迅論戰(zhàn)。遭到這樣的貶低，心里當然不是滋味。
由此看來，當我們說著魯迅文人情懷和“非戰(zhàn)士”的一面的時候，卻更把魯迅推向戰(zhàn)士行列了。我們不能不問，魯迅有什么資格高出一般文人，成為戰(zhàn)士乃至圣人？為什么中國現(xiàn)代其他很多文人不像他這樣被塑造呢？
魯迅敢于說出真實，富于理性，深沉，扎實，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浪漫，夸張，甚至淺薄。即便是幽默，他的幽默也是趨于冷，而不是比較暖的有時難免流于滑稽的說笑。本來，既然為文，就必然有夸張，有掩飾，有假設，有偏愛，有柔情，有仁慈，有憐憫，這些文人普遍都有的習性，魯迅自然都有一些。但魯迅與一般的文人的區(qū)別就在于他在這些方面比較克制，摒除了一些不健康的情緒。他不是浪漫感傷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憐憫，但更多的是憤怒和冷嘲。他喜歡用客觀觀察的視角，而不大徑直跳起來，做激昂慷慨的宣誓。
我想可以這樣說：魯迅身上的文人習氣要比一般文人少一點，他的戰(zhàn)士品格將他的文人情懷大大提升了。魯迅后期竟然也不大寫小說，而大量寫雜文，進行社會、歷史、人性的批判。這其實也是文人作風減少的一個現(xiàn)象。相比小說的虛構(gòu)，散文和雜文形式的時評政論、讀書札記，能更直接地表達作者的思想。
魯迅逝世前不久寫了《“這也是生活”……》一文，記述他大病中的思想和感受。他說，他以前太用功于工作，很少休息，現(xiàn)在他反省了：戰(zhàn)士也需要休息的。他把工作比作花果，把生活休息比作枝葉，“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當時有人宣傳抗戰(zhàn)，調(diào)門很高，例如說吃西瓜的時候，要想到我們的國土像西瓜一樣被割碎（被列強瓜分），其用意是要人們無時無地無事不愛國。但魯迅說，一面這樣想，一面吃西瓜，恐怕咽不下去，即使咽下去，也難免不能消化。最好的辦法，是先用西瓜的比喻，講國恥講義，然后高高興興地把西瓜吃下去。魯迅的結(jié)論是：“戰(zhàn)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guān)聯(lián)，這才是實際上的戰(zhàn)士。”這其實也是魯迅對自己一生歷程的總結(jié)和反思。在魯迅，這方面有沒有教訓？應該是有的。他本人其實也太偏重戰(zhàn)士的一面，工作多，休息少。他的所謂休息，常常是寫得累了的時候，到書桌旁的椅子上坐一會兒，翻翻報紙、畫冊之類。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在工作上，是他的名言。即使在大病中，他也總在想，還有哪些文章要寫，哪些書要編，哪些書要譯，叮囑自己，病好了以后“要趕快做”。他其實是戰(zhàn)斗至死的，有時為了工作不顧身體，抱病工作是常事，甚至躺在病床上寫論爭文字。
魯迅這篇逝世前一個月寫的文章對我們認識魯迅戰(zhàn)士和文人生活狀態(tài)有參考價值，值得一讀。
六，結(jié)論
魯迅既是戰(zhàn)士，又是文人。在文人中是他很具有戰(zhàn)斗性的。我開頭說了，魯迅的形象在他去世后不斷變化，有時突出戰(zhàn)士一面，有時突出文人一面。大致說，文化大革命前和期間是戰(zhàn)士形象，偏向橫眉冷對千夫指一面；文革后則更強調(diào)他文人的形象，尋找他人道主義的、溫情慈愛的一面。例如，學術(shù)界對《野草》的研究很活躍，不再諱言他內(nèi)心的矛盾，他的彷徨、失望乃至絕望的情緒。此外，研究者還致力于塑造他的學者形象，大力表彰他寫的文學史、小說史等等，因為這些著作是客觀的敘述，對社會的批評不直接。
不但如此，思想解放后，個人迷信漸漸漸解除，毛澤東既然犯了重大錯誤，那么他對魯迅的評價也就需要再斟酌了。學界和社會上陸續(xù)出現(xiàn)一些對魯迅提出質(zhì)疑的觀點。有的甚至走向另一個極端，例如說魯迅是一個一般平常的文人，成就并不大，小說只能做做短篇的，一大堆雜文不能算是文學作品，不能稱為大文豪；還有人干脆把魯迅稱為品質(zhì)惡劣的文人，等等。這種根本否定魯迅的觀點，不在今天議論的范圍。因為按照這種觀點，魯迅不值得學習，還講什么戰(zhàn)士、文人形象的關(guān)系，就沒有意義了。
總括起來，魯迅這兩種形象的起伏消長有以下原因：
一，是時代因素，包括政治利用。魯迅在革命和繼續(xù)革命中要扮演角色，后人在他身上加上他本來不具備的品質(zhì)。在歷次斗爭中，他都是正確的、革命的、進步的代名詞，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中，都是這樣。
二，中國文化思維模式和中國國民心理的作用。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文化傳統(tǒng)至少在表面上出現(xiàn)了一次斷裂。魯迅以新文化旗手的身份，成了時代英雄。把新文化和舊文化完全對立起來，其實是一種割斷歷史的做法，但這種思維模式在現(xiàn)代卻成為自然。加之中國現(xiàn)代國民自卑感很強，崇拜外國文化——雖然有時候表面上特別仇恨。魯迅這一班人海外留學回來，要用外國文化改造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取得了話語權(quán)。后來發(fā)展到認為中國之所以取得了勝利，是因為從西方引進了正確的思想和先進的文化，固有文化一錢不值了。于是，魯迅自然被視為前無古人的創(chuàng)造者。
三，個人崇拜的原因。本來已經(jīng)有了對文豪的崇拜，又加上對毛澤東的崇拜，不斷加碼，越崇越高，越拜越偉大，終于成了完人、圣人，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最后，我嘗試得出結(jié)論：魯迅的形象，戰(zhàn)士品質(zhì)為主，但也不能少了文人情懷。單單強調(diào)其中之一，是錯誤的。文人情懷，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是一種必備的情趣和修養(yǎng)。如果缺少人文情懷，戰(zhàn)士會讓人覺得面目可憎。
戰(zhàn)士和文人兩種形象的比重不能失調(diào)。假設我們現(xiàn)在為魯迅塑像，我覺得藝術(shù)家還是要重點表現(xiàn)他那堅定的、凝重的眼神，還要以剛的一面為主，而把溫和的一面作為底蘊。這樣說有點玄妙，對雕刻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確實，魯迅像的塑造不容易。
最近，大家熱烈地討論中學語文教科書中去除魯迅作品的事，與我今天講的魯迅形象有些關(guān)系。從有些省市區(qū)教材去除或者更換的魯迅著作篇目看，編者既考慮現(xiàn)時代的社會狀況，也顧及讀者的閱讀口味和接受能力。例如，把傳統(tǒng)入選篇目《藥》、《記念劉和珍君》等撤去，減少斗爭性；增加《祝福》等，強調(diào)慈悲、同情、仁愛，也可以算是戰(zhàn)士形象向文人形象的過渡吧。
魯迅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戰(zhàn)斗精神上。因為我們屈指一數(shù)，中國文化史上這樣的“勇者”不多。有人說，魯迅現(xiàn)在被邊緣化了，魯迅在“大撤退”（這也是軍事術(shù)語，還是把他看做戰(zhàn)士了），這很值得我們注意。提倡社會和解、和諧，是很必要的，但不能一味遷就，養(yǎng)成柔弱、巧滑的社會風氣。不能掩蓋矛盾，而要通過解決矛盾達到真正的和諧。
魯迅戰(zhàn)士和文人兩種形象起伏消長的歷史，給予我們的啟示是，看待歷史和歷史人物不能偏向一面，而要兼顧兩面，并力求把握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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